对“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通说的质疑

纪揆


危险犯作为近代刑法的一个新课题，自从其理论提出至今，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但在我国，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以来，便与犯罪既遂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关于危险犯的其他问题争论的如何激烈，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这一理论均为各方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不禁会问危险犯难道就是既遂犯，不存在别的犯罪形态了吗？
一、 通说观点及其依据
目前，我们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理所当然的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通说所持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以既遂为标本的 。因此，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就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就危险犯而言，只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状态就已经满足了刑法分则规定此类犯罪所需的全部构成要件，就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而危险犯属于既遂犯。第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之所以是以既遂为标本的，是因为：刑法总则中已明文规定对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分则条文还有必要为其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吗？既然刑法分则均有独立的法定刑，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从反面证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当然包括各种危险犯、行为犯等）的确不是未遂犯，而是既遂犯。 第三，刑法中大多数危险犯是由实害犯的未遂犯转化而来，而立法者之所以将这些本属于未遂形态的犯罪提升为犯罪既遂，并在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作为一类犯罪，原因就在于这些犯罪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将其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到犯罪的实行阶段，才能给予其严厉的打击。
二、 对通说的质疑
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依通说观点，即假设危险犯都属于犯罪的既遂状态，那么就是否定了危险犯存在中止和未遂形态。可是，笔者就此产生了质疑。先以一个案例开始 ：
某案中刘某为打一把刀片，将一根长44厘米，粗2. 5厘米的铁棒用钢丝绳捆绑在京广线铁轨一侧，想用火车把棒压扁。他已经将铁棒捆绑一半时，突然被巡逻人员发现而抓获。根据有关部门科学鉴定，刘某如将铁棒捆牢后确实存在使火车倾覆、毁坏危险 。
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若刘某将铁棒捆绑完毕，毫无疑问，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依刑法分则116条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刘某已经开始着手犯罪，但由于被巡逻人员抓获而未完成，依据刑法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认定，刘某不具备全部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属于未遂形态。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此类犯罪属于危险犯，理论上应属于既遂犯，另一方面，又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不全而处于未遂的形态之中。对于这样的犯罪不定为危险犯的未遂形态对刘某公平吗？同样道理，既然存在危险犯的未遂形态，那么若犯罪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活动，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就一定存在危险犯的中止犯了。
仅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通说观点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对通说理由的评析如下：
第一，如果说在一些外国的刑法中，其刑法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确是以既遂犯为模式构建的话，在我国刑法中，“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既遂为标本的”这个结论却不成立。因为在一些外国刑法中，是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为例外的。我国则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新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等的处罚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各种犯罪，这其中也包括危险犯，并且处罚未遂犯也不以刑法规定条文为限；其二，就分则而言，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刑幅较大，可以适用各种形态的犯罪。可见，此观点之所以错误，显然是因为只是简单的移植了某些外国的刑法理论的结论，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
第二，尽管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的条文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但也不能由此就认定危险犯就属于既遂犯。因为，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并未强调说对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其实，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完全可以规定比按既遂犯从宽处理时所处罚的更重的独立法定刑。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优点在于：它杜绝了对此类未遂犯作更大减轻处罚的可能。
第三，众所周知，危险犯与实害犯相对，两者是从处罚根据的不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其中，“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把发生危害的危险状态作为处罚依据的犯罪叫危险犯”。 显然，不能因为两种犯罪处罚的根据不同就认定两者构成既遂的标准不同。否则，“处罚依据”岂不成了“区分既未遂标准”的代名词？既然“危险犯”一词仅仅意味着它与“实害犯”的处罚根据不同而已，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既遂形态。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危险犯就是既遂犯。
三、笔者观点
笔者以为在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和中止形态的问题上，最为敏感也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对通说中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了，那么，对这个所谓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关系到危险犯是否均是既遂犯的核心。笔者认为“法定危险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1．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且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结果。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可以依据具体的事实，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通过判断推理将事实描述出来。也即是一旦这样的危害行为出现，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但这样行为的出现，势必存在发生实际损害的趋势。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生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某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法律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才把引起这种实际损害结果最终发生之前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因而才有了危险犯这一类犯罪。由此可以看出，危险状态是对于实害结果而言的，没有实害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性的损害，便无危险状态可言。因此，有危险状态便存在与之相实害结果，这也是危险犯之所以能够在刑法中得以确立的依据。
2．危险状态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足以发生一定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变化，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可能性，立法者才将这种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侵害的未遂状态作为一种独立的结果形态设置与危险犯的既遂要件中，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指示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危险犯既遂所必需的程度。而对于危险犯这类犯罪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侵害的认定，显然单纯从危害行为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只有联系一定的结果才能找到社会关系受侵害的依据。因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危险结果是危险犯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给一定的客体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如果客体没有受到一定的损害，便不能说行为具有危害结果 。言下之意，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因而危险状态只是一种对社会关系造成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非现实侵害性。
通过上面对危险状态特点的论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即危险状态一定对应有危害结果，但危险状态又并非危害结果，而只是向危险结果发展的一种趋势。并且危险犯中的危害结果，不同于实害犯中的危害结果，实际的危害结果一经造成，就不可能再弥补，这如同死不能复生一样，而法定的危险状态形成后，却是可以有效解除的 。通说把这样一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趋势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似乎对犯罪行为人有失公平，也岂不是阻碍了犯罪人弃恶从善之途。因此依笔者所见，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已经不适应刑法的发展，应该对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重新划分标准。笔者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界限，从犯罪着手至危险状态的出现之间的阶段存在犯罪未遂，从犯罪预备至危险状态的出现的阶段存在犯罪中止，而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若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超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无论危害结果出现与否，均构成危险犯既遂。
对于危险犯的未遂犯的理解，由于未遂犯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按照通说，其判断标准是“犯罪构成完备说”，即未遂犯虽然已着手实行犯罪，但犯罪构成尚未齐备，对危险犯而言，犯罪构成齐备的标志是出现法定危险状态。而危险犯中的危险行为着手与犯罪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之间总是会或长或短地有段距离。因此，当危险行为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会形成危险犯犯罪未遂。如有学者说：“危险犯的既遂虽不同于实害犯，但与行为犯也不无区别，并不以法定行为着手实行或实行终了为既遂标准，……因此，笔者同意危险犯存在未遂的说法。”
对于危险犯的中止犯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危险犯中止犯的实质，即在危险犯行为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犯罪形态。其次明确危险犯中止犯成立应具备的条件，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时间性条件，我国刑法中止犯的时间性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这个犯罪过程，笔者认为应是指“犯罪预备行为开始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 且笔者也同意学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的观点。（二）自动性条件，指犯罪行为人在确信能够将危险行为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决定而停止犯罪的行为或主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性的主观内容是犯罪人自愿抛弃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其客观表现为自动终止危险犯的继续进行，或者积极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三）有效性，指危险犯行为人彻底抛弃了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或者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有效性意味着：犯罪人主观上真正抛弃了某种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中止了危险行为，或者事实上阻止了特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对于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的中止只要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成立危险犯中止犯，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简单，本文在此就不多阐述。对于本文提出的第二种情况，即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的说法，由于笔者不认为应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且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危险结果的出现不可能同步，在其间，就存在有中止的可能。因而笔者主张将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准后移。危险犯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了危害行为之后，使行为出现了向危险结果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达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进而超过法定危险状态，向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出现危险结果方向继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出现危险状态后至危险结果发生之前，犯罪行为人对这个趋势并非是毫无影响力的，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该行为发展的趋势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中，是有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危险结果的，从而满足上面形成中止犯的三个条件的。
笔者认为， 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以下六种情况：
（一）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若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脱离了犯罪行为人的有效控制的范围，毫无疑问，此时犯罪行为人已经无法掌握行为的发展趋势，无法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危险犯既遂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犯罪既遂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离开了铁路并且逃逸，那么我们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标志。
（二）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范围之内，如果犯罪行为人在此时间范围之内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刘某并未离开，而是在铁路旁等候，假设刘某需要10分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则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则以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这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三）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之前的另一时间点之间，犯罪行为人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存在有效控制，则以后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犯罪行为人暂时离开，但过了一会，又回到铁轨旁，并且在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未出现危险结果，刘某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若在离开的时间内出现危险结果，则同情况（一），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
（四）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例如案例中，刘某捆绑完毕后，需10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刘某在火车到来前10分钟之前的任意一时间，开始进行拆卸，即可以形成中止。危险犯犯罪既遂就以火车到来前10分钟作为标志。
（五）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六）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出现了若干个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的时间范围。则以最后一个时间范围的后一个时间点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
笔者认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危险犯的停止形态，有利于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尽可能的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悔改，起到引导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意图即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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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来源于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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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1年3月15日，国家教委


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运动技术水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学阶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时期，也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阶段。九年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的基础。每个适龄少年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在中学进行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试点工作，必须遵循上述原则，在达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使有竞技才能的学生在中学阶段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学生的年龄、生理特点，接受科学系统的运动训练，真正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体育人才。
试点工作的开展，是对促进大中小学“一贯制”课余体育训练体系的建立，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体育事业的新路子所进行的一项改革。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从实际出发，合理布局，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不断提高试点中学的质量。
为加强对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试点中学的管理，使试点中学工作有章可循，现将《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转发至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试点中学，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
为了做好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的工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中学生，保证学校运动训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
1．各级领导要重视试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制定管理细则。主管处、室要有专人负责。并经常深入学校督促、检查，协助解决试点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2．选择本地区体育工作基础好、传统项目成绩优异的重点中学作为试点中学。对试点项目要做出合理布局（有条件的地区要适当安排游泳、竞技体操、艺术体操项目）。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对试点中学的招生工作，大、中（高中、初中）、小学的衔接，生源的输送，师资、经费和场地设施等问题应当统筹安排。
（二）学校领导的职责
1．学校应把试点工作列入学校教育工作计划，加强领导。学校各有关部门应主动关心并切实安排好学生运动员的培养教育工作。
2．学校应在主管校长领导下，由负责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后勤、体育、医务工作的有关人员参加，组成领导机构，统一安排、组织实施试点的各项工作。有条件的学校可安排专职工作人员。
3．处理好课余体育训练与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系。试点中学在体育师资力量调配、运动场地器材使用及体育经费安排上，要统筹兼顾，不得偏废。
4．经常督促体育教研室（组）做好运动训练工作。
二、招生工作
（一）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思想品德操行合格、文化课学习达到本地区招生分数线的70％以上，专项成绩达到各项目选材标准（另行制定）者，可破格录取。
（三）试点中学招生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
（四）试点中学接受拟作为体育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转学、插班学生，必须经过考核，并符合第（二）项规定的标准，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在每学年开学后两个月内，将新入学的学生运动员基础情况，逐项填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运动员档案卡”，报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卫生司备案。
三、思想品德教育
（一）学校应切实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以《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教育学生运动员努力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学校体育运动的骨干。
（二）学校应有专人负责学生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保证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结合运动队的特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三）体育教师要关心学生运动员的全面成长，思想品德教育应渗透到运动训练的全过程。
（四）学校应制定学生运动员守则，建立奖惩制度。要求学生运动员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四、教学与学籍管理
（一）要确保学生运动员达到学校的教育培养目标。根据运动训练规律及学生运动员特点，在保证大多数学生完成正常学习条件下，个别学生学习年限可适当延长一年，这类学生比例不应超过受训学生的20％。每一学段学习年限（初中、高中）不得超过四年。对运动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合格高中毕业生，经国家教委批准，可保送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试点高校。
（二）学校对学生运动员所在的班级，应配备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责任心强、热心体育工作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并适当提高他们的教学工作量系数。因训练和比赛所缺课程，班主任应及时安排补课和辅导。
（三）应严格执行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有关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对学生运动员在校期间的政治、文化学习以及运动成绩等进行全面考核。如品德操行不合格，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四门课程中，两门不及格；在训练两年内仍未达到规定标准者，应及时调整。学校应设立学生运动员学籍管理专卷。
（四）应严格按照九年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要求执行《义务教育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学生完成义务教育。要保证试点中学学生运动员稳定的学习环境，学生每年停课训练和参加各类比赛的时间，初中阶段累计不得超过四周，高中阶段不得超过三周。不得将学生调离学校参加未经国家教委批准组织的各项比赛。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从试点中学抽调学生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须上报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卫生司审批。
五、运动训练
（一）坚持课余训练的原则，培养品学兼优的体育人才。
（二）立足于长远目标，坚持科学训练。各试点中学应根据中学生的生长发育特点和心理特征，制定切合实际的训练计划、训练大纲，采用符合学校和学生实际的训练方法，使运动训练符合青少年运动训练的规律。
（三）每天训练时间一般不超过两至三小时。防止和纠正为急于求成、快出成绩而片面实施专项化、大强度训练的做法，应保证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四）加强医务监督，避免运动损伤。建立健全学生运动员身体健康发育及身体素质档案，为科学训练提供依据。
（五）积极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和地区性的竞技比赛及有关运动训练的学术交流活动。
六、竞赛工作
（一）加强竞赛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关于组织全国大、中学体育竞赛的暂行规定》。
（二）凡未在试点中学学生运动员档案中备案的学生，一律不得参加由国家教委组织的，只限于试点中学学生参加的各类比赛。
（三）竞赛一般安排在世界中学生比赛的前一年举行，同参加世界中学生比赛的选拔组队工作结合。竞赛计划提前两年公布。
七、教师
（一）从事训练工作的教师应是政治思想品德好，事业心强，认真负责，有较高专项业务水平，熟悉中学教学特点，有丰富运动训练经验的体育教师或体育工作者。
（二）任训教师由体育教研室（组）选拔、推荐，经学校领导机构审批决定。有条件的学校可设专职从事训练的教师或聘请有经验的校外专家协助指导训练。
（三）任训教师的工作量应与体育课教学工作量等同计算。
（四）学校应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为从事训练的教师提供进修、业务学习和观摩的机会。
八、经费与生活管理
（一）为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试点中学要保证开展课余训练所必需的经费，一般包括维修、添置消耗性体育器材、设备、运动服装经费、伙食补贴和参加比赛的经费。
（二）试点中学应保证课余训练所必需的体育场馆、设施，并经常做好维修工作。
（三）学生运动员伙食补助标准可参照执行国家体委、财政部、商业部（85）体计字464号《关于下发优秀运动员、专职教练员和其他人员伙食标准规定的通知》中三类灶的标准；对少数品学兼优的尖子运动员可执行二类的标准。各试点中学在执行伙食标准时，均按修改后实物标准执行。
各试点中学也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达到二、三类灶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具体伙食标准。
（四）对在校集中住宿的学生，学校要有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管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九、评估
国家教委对试点中学每两年进行一次评估。对做出成绩的学校给予表彰；对工作差的学校进行批评或调整。（评估办法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