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9月26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2年9月2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承包与发包
第三章 合同的订立与无效合同的确认
第四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六章 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
第七章 合同的管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是指农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者之间为确立双方在生产、经营和分配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书面协议。
第三条 在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凡以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为发包方，与承包者签订的各类承包合同，均适用于本条例。
第四条 订立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执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决议；坚持自愿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第二章 承包与发包
第五条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和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有资源的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行发包。
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耕地、林地、草地、荒地、水面、滩涂、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果园、茶园、桑园和厂矿、商店、机械设备、水利设施、运输工具、房屋等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
第六条 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对所发包的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对所发包的国有资源拥有监督管理权；
（二）依照合同规定，对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三）向承包方收取承包金（含集体提留、乡统筹费，下同），对耕地以外的其他承包项目，要求承包方提供担保人或相应的财产担保、抵押；
（四）按《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调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五）依照合同规定，为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
（六）不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主权。
第七条 具有生产经营能力，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户、联户、个人合伙、专业队组）有权承包本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经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同意的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个人也可以成为承包方。
第八条 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按照合同规定，对承包项目行使经营自主权；
（二）承包期满时，在同等条件下，对原承包项目有继续承包的优先权；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转包承包项目或转让合同；
（四）荒山、荒地、滩涂、水面、林地、草地等开发性项目在承包期内可由其继承人继承；
（五）对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应合理利用和保护；
（六）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或者合同规定的生产指标和生产任务；
（七）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缴纳税金、承包金，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三章 合同的订立与无效合同的确认
第九条 承包标的、方式、期限、指标、服务内容和奖惩办法等主要事项，经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民主评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择优确定。
第十条 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合同和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和承包人或承包方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二）承包项目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用途、价款、地点、座落、生产经营方式或管理使用方法及承包期限；
（三）承包方应缴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承包金以及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的数量、时间和方式，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数量和结算方式；
（四）发包方提供服务的项目、方式及收费办法、标准；
（五）对承包资源和集体财产在利用、维护、改造等方面的要求和奖惩办法；
（六）承包前债权、债务处理办法，合同期满后财产移交、清算办法；
（七）违约责任；
（八）当事人双方认为必须明确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由发包方法定代表人和承包人或承包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公章后方可生效。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要求鉴证或公证的，应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到公证机关办理鉴证或公证手续。
合同书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各执一份。
第十二条 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确认为无效合同：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违反本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成员大会或其代表会议决议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或以权压价、垄断等不正当手段订立的；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的；
（六）承包方擅自转包承包项目、转让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
第十四条 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归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或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确认机关依法处理。
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第四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
（二）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三）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国家征用或收回使用权的；
（四）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
（五）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六）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第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并签字盖章后，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经鉴证或公证的合同变更或解除时，还应及时报送原鉴证或公证机关审查备案。
第十七条 因变更或解除合同致使一方遭受经济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应由责任方赔偿。
第十八条 在承包期限内，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或其法定代表人变更，合同仍然有效。
第十九条 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承包项目的全部或者部分转包给第三者，原合同仍然有效，承包方应当与第三者订立转包合同。
承包方也可以将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者。合同一经转让，原合同即行终止，由受让方与发包方重新订立新的合同。
第二十条 转包承包项目和转让合同应当经发包方书面同意方可进行。
承包方转包承包项目或转让合同，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因当事人一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违约的，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当按合同中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数额的，违约方还应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
第二十二条 因行政部门违法干预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由违法干预的行政部门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承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发包方可以按合同规定收取违约金或赔偿金，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出卖承包的生产资料或擅自改变其用途的；
（二）擅自转包承包项目或转让合同的；
（三）对承包的荒山、滩涂、荒地、林地、草地等不按合同规定进行造林、补植、更新或开发利用的；
（四）违反合同规定，对承包的生产资料使用不当、管理不善，造成破坏或者损失的；
（五）对承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或者放弃经营的；
（六）无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免除责任的理由，不完成合同规定的生产指标或生产任务，或者拒不交付承包金的；
（七）有其他违约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按合同规定向承包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
（一）未按合同规定提供服务的；
（二）非法干涉承包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
（四）有其他违约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有本条例第十五条（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情况之一时，应当及时向另一方当事人通报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能履行承包合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者全部免予
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章 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时，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发包方所在乡（镇）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无效的，可以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及时处理。必要时，可裁决先恢复生产，后解决纠纷。
第二十七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仲裁机关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接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承包合同进行鉴证、调解、仲裁时，可以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七章 合同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的管理机关。
乡（镇）人民政府应成立由农业、林业、水利、土地、工商行政、乡镇企业、司法等方面人员参加的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承办。
第三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村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二）指导合同的签订，负责承包合同的鉴证，监督检查承包合同的履行；
（三）建立、保管合同档案和有关资料；
（四）调查研究和组织交流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经验，制订和完善合同管理制度；
（五）审查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确认无效合同；
（六）调解、仲裁合同纠纷。
第三十一条 对于利用职权签订假合同、倒卖合同，或者利用承包合同行贿受贿，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陕西省农牧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9月26日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