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关于 郑州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139号

《郑州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业经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８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市　长　王文超

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郑州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封山育林管理，培育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封山育林，是指通过对新造幼林地、退耕还林地以及具有天然下种或者萌蘖能力的疏林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灌木林地、低质低效有林地的封禁和辅助管护，使其成为森林或者灌草植被的活动。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封山育林或者从事与封山育林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封山育林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封山育林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封山育林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封山育林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土地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封山育林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林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封山育林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封山育林总体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分年度下达封山育林计划。

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封山育林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本县（市）、区的封山育林总体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方案。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山地、丘陵、荒坡、沟壑等，可以实施封山育林：

（一）每公顷有分布较均匀的针叶树幼苗９００株或者幼树６００株以上，阔叶树幼苗６００株或者幼树４５０株以上的宜林地、疏林地、无立木林地；

（二）每公顷有分布较均匀的萌蘖能力强的乔木根株６００株以上或者灌木丛７５０株以上的无林地；

（三）人工造林困难的高山、陡坡、沙丘及水土流失严重地段，经封育可望成林（灌）或者增加林草覆盖度的地块；

（四）新造幼林地、退耕还林地；

（五）有望培育成乔木林的灌木林地；

（六）郁闭度在０．５以下的低质、低效林地；

（七）其他适合封山育林的区域。

第八条　根据封育区域的具体情况，封山育林可采用全封、半封和轮封的方式进行。

实行全封的，在封育期间，禁止一切育林措施以外的人为活动。

实行半封的，在林木主要生长季节实施封禁，其他季节可有计划地组织砍柴、割草、采集等活动。

实行轮封的，可将封育区域划片分段，轮流实行全封或者半封。

第九条　封山育林的封育区域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年度计划和年度实施方案，从适于封山育林的区域中选定。但村民居住区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划定的特殊区域不列入封山育林区域。封山育林区域选定后，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程，确定封育范围、封育方式、封育年限和封育期间，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封山育林区域的周边设置界桩（标）和其他封山育林设施，在主要路口、出口等明显地点设置标牌，在牲畜活动频繁地段设置围栏。

第十一条　封山育林区域内，属国有林地的，育林管护工作由国有林地管理单位负责；属集体林地的，育林管护工作由乡、村或者集体林地的经营管理者负责。

第十二条　封山育林区域设置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护林员按每５００亩至１０００亩一名的标准配置。

护林员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乡（镇）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开选聘。

护林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三条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巡逻护林；

（二）宣传国家有关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三）制止破坏森林资源和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

（四）监护林木发育情况，发现病虫害及时报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五）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在封山育林区域，应根据林木生长情况，采取下列育林措施：

（一）自然繁育能力不足或者幼苗、幼树分布不均的间隙地块，进行补植或者补造；

（二）有萌蘖能力的乔木、灌木，根据需要进行平茬或者断根复壮；

（三）对经营价值较高的树种，可重点采取除草松土、除蘖、间苗、抗旱、抚育性修枝等培育措施；

（四）其他适合封育实际的育林措施。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域内设置防火设施，做好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火险、火警和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严防封山育林区的火灾和病虫害发生。

第十六条　在封山育林区的封育期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放牧、割草、砍柴和非抚育性修枝；

（二）擅自移动或者毁坏标牌、界桩（标）、围栏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

（三）违法开垦、采石、采矿、采砂、采土、采种、采脂、掘根、剥树皮及其他毁林活动；

（四）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烧荒、烧香、烧纸、野炊及其他易引起火灾的用火行为；

（五）猎捕野生动物；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十七条　设置封山育林设施所需的费用、采取育林措施所需的补贴和护林员工资及福利待遇等封山育林资金，列入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预算，主要由封山育林区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承担。

封山育林资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第十八条　在封山育林期间，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封山育林工作进行指导，做好监督和调查，并适时对封山育林的成效进行评价。封育期满达到《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规定的成效标准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告解除封山育林；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可以适当延长封山育林期限。

第十九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涉及封山育林的有关文件、成效调查等相关工作记载分类归档，建立封山育林技术管理档案。

第二十条　在封山育林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由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放牧、砍柴、割草和非抚育性修枝的，责令改正，处以５０元以上１００元以下罚款；造成林木、植被毁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二）违法开垦、采石、采矿、采砂、采土、采种、采脂、掘根、剥树皮和其他损坏林木活动，致使林木、植被受到毁坏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３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植被价值３倍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三）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烧荒、烧香、烧纸、野炊和进行其他易引起火灾的用火行为，未造成损失的，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移动或者毁坏标牌、界桩（标）、围栏及其他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处以被破坏设施价值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罚款；逾期未恢复原状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代为恢复，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前款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护林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职责影响封山育林工作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扣减工资及福利待遇，情节严重的，解除聘用合同。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封山育林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挤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封山育林资金的；

（二）未履行封山育林指导职责，致使封山育林工作遭受严重损失的；

（三）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和举报、投诉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利用职权非法干涉封山育林工作实施的；

（五）在封山育林管理工作中的其他违法失职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