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关于加强流通法律工作的若干意见
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加强流通法律工作的若干意见
商法发[2005]400号
2005-08-1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流通业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与其它领域法制建设相比，市场流通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适应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促进流通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为贯彻落实全国市场流通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后一个时期市场流通法律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建立和完善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出发，适应依法行政和实现对全社会流通统一管理的要求，大力推进市场流通立法工作，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使我国流通立法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初步建立起包括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市场调控与管理等方面法律制度的现代市场流通法律体系。”
一、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流通法律体系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市场流通法律工作
流通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建立和完善流通法律体系，积极推进流通法制化进程，是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的迫切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规范管理市场流通的工作基础，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举措。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流通法律工作，深刻认识流通法律工作在保障和促进我国市场流通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要求。各单位要确定一名主要负责人主管流通法律工作，加强领导，将流通领域的法制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商务领域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二、建立健全商务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流通工作中的作用
健全的机构和人员是开展流通法律工作的基础。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重视本部门的法制机构建设，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业务培训等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尚未建立专门机构的要尽快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应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充实力量，配备专门的法制人员；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对商务法律工作人员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使其能适应流通法律工作的要求。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在流通立法和流通管理、流通执法工作中充分发挥法制机构的作用，维护法律工作的严肃性，支持法律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大决策征求法制机构的意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应当切实负责，提高能力，积极围绕本部门流通工作重点做好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
三、作好地方流通立法工作，促进流通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我国流通法律体系框架是今后一个时期流通立法工作的方向和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认真研究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本地实践，根据轻重缓急制定并组织落实本地区的立法规划和计划，做好在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和市场调控与管理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推动重点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并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流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致性；
（二）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有关流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出台前，针对流通领域、流通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地可先行探索，充分利用当地人大、政府的立法资源，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予以规范，为全国统一立法积累经验。
（三）开展本地区有关流通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对已不适应当前流通业发展要求的法律文件按照法定程序分别予以废止、修订，作好流通法制建设的基础工作。
（四）建立健全立法工作程序和规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完善地方有关立法项目实施年度计划、法规规章审议、规范性文件审核、重大问题法律意见论证等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法定程序开展流通法律工作。
（五）结合各地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对流通法律工作和建立健全我国市场流通法律体系框架出意见和建议，使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建设方案日趋完善。
四、加强流通立法调研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针对流通领域问题多，情况复杂，新的流通主体、流通方式、流通业态发展迅速的特点，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立法调研工作，使制定出台的各项法规和规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符合当前流通业发展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调研工作方式应灵活多样，充分吸收国内外立法经验，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积极发挥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
经国务院批准进行流通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应按照《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商改发［2004］654号）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作好流通领域立法试点工作，加快流通领域的立法进程，局部试行，总结经验，完善规则，推进适用于全国的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
五、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做好流通领域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流通法律工作中应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针对行政许可的管理方式在市场流通的很多领域已不适用的情况，积极探索、研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事后监管的新方式，加强对流通领域的后期管理。
机构改革后商务系统在流通领域执法职能有所加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建立新形势下流通领域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的新机制，理顺执法关系，明确执法分工，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协调，促进流通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
六、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针对近年来和今后一个时期流通领域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数量多，涉及领域广的特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和商务系统普法工作的统一部署，继续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流通领域的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培训，积极探索法律宣传教育的新形式，提高各级商务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增强流通企业人员法律意识和依法经营观念。
商务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商务系统流通法律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并在适当时候对各地开展流通法律工作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考核。同时将逐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全系统法律人员在流通法律领域的培训和信息交流，为整个商务系统流通法律工作跃上新台阶创造必要的条件。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意见，切实加强本地流通法律工作。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公共信托；实际损害
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传统诉讼理论中“有诉的利益才有诉讼资格”的诉讼资格理论以及“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法官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争讼案件时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在美国、日本等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已日渐成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二
傅剑清法官的《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探讨》一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功能、目的与价值等多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种新型诉讼制度。读后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傅法官给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敬请同仁老师指正。
傅法官的定义如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当其认为有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发生，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违法行为人停止环境损害行为及赔偿公益损失的诉讼制度。[1]
笔者认为该定义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不应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该定义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三方面的理由。
理由之一，我国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再者，我们力求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定义并不应只局限于我国，它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理由之二，在环境公害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机关在信息收集、因果关系判定、污染治理措施采取等各方面处于比一般公民更为优势的地位，它们提起和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更强，对公益的保护效果更好。
该理由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机关可以据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水流、日光等环境要素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的“无主物”、“自由财产”，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环境进行管理，国家就必须认真履行受托义务，合理地保护、管理环境。因此，我们理解，“执行环境法，组织污染或使公共资源恢复”是环保局等国家机关职责的应有之义。只要它认真履行职责，行使人民赋予它的行政权力，就能起到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有什么必要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权的救济呢？相反，在它不严格履行职责，致使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害环境后果的情况下，它还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而不是原告。
理由之三，我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数量尚少，力量还十分薄弱，公民的传统“厌讼”观念尚有待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该理由仍然是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局限于为我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而不懈努力着，且美国人尚讼。即使在我国，环保组织数量少，公民“厌讼”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即使在“尚讼”的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因是诉讼费用高、举证责任艰巨。为了鼓励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美国《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一方，按照这个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则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2]在举证责任方面，美国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只要求原告提出“初步表面证明”，实质性的举证负担被转移到被告一方。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相反，如果赋予国家机关起诉资格，则可能使公众对其产生依赖感，最终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民诉讼的初衷相反。
再者，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德丹教授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民众通过借助司法的力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监督行政，弥补公力执法的不足，以达到维护和保障环境公益的最终目的。”[3]“……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还是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4]古德丹教授反复强调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环境公益的保护，对公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国家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相反，应大力支持和鼓励民众践行环境法“公民参与”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不妥的。
（二）在“公共环境利益”前加定语“国家的”、“社会的”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国家只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来管理环境，所以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而非国家。二者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再者，据现代汉语词典，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而环境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之物，所以“环境利益”前加“社会的”似有不妥。
（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中代表国家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国家只是受托管人，对环境要素不享有所有权。环境要素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在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时，公民、法人或公众团体就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它代表的只能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代表国家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民事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被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没有很好的尽到义务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而该被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代理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第三人，这岂不可笑？
（四）“……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的提法值得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有别于传统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环境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5]损害事实还未发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损害结果还未显现出来；第二种，行为人只是有实施危害行为的打算，还未实施就被制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称行为人是环境违法行为人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还没有实施行为，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再者，即使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该危害行为虽也造成了损害环境的后果，但并没有侵犯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规定的权利，能说该行为违法吗？例如：甲、乙两工厂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河中达标排污，但造成了河中鱼类死亡。经调查得知，甲、乙两厂排污的总量超标致使鱼类死亡。甲、乙两工厂的行为当然可以引发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他们被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委实有些冤枉。又如：起初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是“法律权利”原则，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危害行为侵犯到自己法律上保障的权利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可后来，随着公益性质的案件增多，法官们觉得如继续用“法律权利”原则来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则很多实际上损害环境的案件将由于无法确定适格的原告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于是用“事实上的损害”原则取代了“法律权利”原则。在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法院意见中有如下名句“美学和环境方面的福利，就像优裕的经济生活一样，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事实并不降低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法律保护的必要性。”[6]事实上，最高法院同意“美学上的损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包括“审美权、娱乐权”等在内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法官认为对这些权利的损害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具备起诉资格的人可就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在这种情况下，称实施损害行为的人为环境违法行为人是没有依据的。故，称这些人为损害环境行为人似乎更为妥当。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