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及其对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启迪


饶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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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饶世权(1969~ ),男,四川仁寿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摘要]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这对我国进行审判制度改革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陪审团；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国陪审团制度从英国传入，至今在美国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外，更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本文仅指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国学者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9]。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21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阅读和书写英语；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但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经济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
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选定陪审团名单，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12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而取得一致意见，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裁决，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常误认一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11]。从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
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排除那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美国采取询问主义，即就是从候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是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
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相对于合议庭制度，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判，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与普通民众相对的人，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而陪审团由普通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可以促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法功能。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
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12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系、法律思维。因此，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18]。

二、对我国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启迪

研究美国陪审团制度，对我国当前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启迪：
一是谁是最终的审判者？美国坚持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这样的价值理念使得陪审团制度在美国长盛不衰，陪审团不仅审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们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树立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的价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终是由人民来评价，即使司法实现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会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的社会公正。而司法的社会公正正是由人民来评判，因此，应当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参与审判，我们不能怀疑人民的能力，他们也许不懂法，但他们反映的正是普通民众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而职业法官懂法，他们比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更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比普通民众更深刻，如果用职业法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就如哲学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以普通民众不懂法来阻止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
二是强化功能与制度的互动。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且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产生的，一旦产生了某种功能，美国就设计相应的制度或者完善与功能伴生的制度来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注意功能与制度的和谐，而且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进型，而是人为推进型，因此，应当事先明确我国司法审判制度应当到达什么样的功能，因功能而设计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应当强化审判制度对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国陪审团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国司法审判，公信力缺失，甚至严重危及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有的判决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状况。因此我们在改革司法审判制度时，必须注重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为此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参与性，不能认为审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为审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终的裁决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P173~174；
[2] [17]尚代贵：“论陪审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求索》2002（6）；


浅析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的特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姚魏)


外汇管理（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了防止资金任意流出或流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和稳定本国货币汇率，授权有关货币金融当局（一般是中央银行或专门的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因此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也在不断改进，它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相应的法规的确认和保障；另一方面，外汇管理法规又事实上促成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形成。1996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并于1997年修订，至此，我国形成了以该条例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与周边国家以及本国以往法规的纵横比较，具体分析其特点。

一、从层级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从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它们一般都先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基本性的外汇管理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公布实施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使其基础性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落实。如韩国在1961年立法机关就颁布了《外汇管理法》，对该国有关管汇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实施，韩国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施行令》、《外汇管理规定》、《外汇管理业务程序》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使韩国外汇管理法规成为一个由法律、法规、规章三部分组成，条文依次增加，内容逐步详尽的较为完备、权威的体系。而我国则不同，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象日韩等国那样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外汇管理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不然。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化。过早地由人大制定法律，法律就会被频频突破，最终会破坏其自身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必须防缓步伐，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为尝试，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法律。在此之前，我们要极力维护《条例》的权威，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它为准则。

二、从方式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宽严相济”。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具体表现为：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二是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三是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如取消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的人民币款项兑换成外汇汇出。在放宽经常项目兑换的同时，中国对于资本项目外汇还继续进行严格管理并执行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需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帐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均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银行办理售付汇。近年来国际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仅不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安全使用。因此我国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从内容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对事不对人”。从1980年《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与1996年《外汇管理条例》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对象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而新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相应的管理方式的。又如，1994年中国实行的结售汇制度没有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其中，这给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如果要卖出外汇获得人民币资金必须到指定的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由于外汇调剂中心是外汇管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自身并无人民币资金的收购或卖出，因此很难及时促成调剂。这严重阻碍了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运转，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待遇原则。所以1996年7月1日外商投资企业被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最终关闭）。

四、从执行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日益加强。首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协调，管理权力集中有效。外汇管理局是我国唯一的外汇管理部门。它克服了其它国家在外汇管理中存在的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多头管汇、多头批汇、职责不清的局面。其次，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不同程度地订有定义条款，它们对相应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内涵和外延都作出明确规定，使有关规定的使用不易发生偏差。而且法律条文规定逐步具体，语义相对明确，可操作性不断加强，外汇业务是否违规容易界定。再次，相关法规的罚则十分明确。1980年的《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只规定了一条罚则。1996年的新条例增加到十三条，并且出现了大量援引性条文（刑事责任部分）。起初，新刑法颁布后，因为没有规定相关的刑事责任，造成了刑事处罚的真空，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法律性文件后，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

五、从体系上看，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独善其身”。为了进行有效的外汇管理，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相互间即有垂直关系，又有相对平行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主体性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外汇及外汇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管汇范围和相应的违规处罚，着重体现垂直性关系。而配套性法律、法规是对外汇的收付、转移所可能涉及到的部门、领域在其业务中与外汇有关的问题所作的规定，主要体现平行性关系。在我国，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较完善。虽然《外汇管理条例》层级低而且抽象、原则，但是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许多相关实施细则和规章。但是配套性法律、法规却很不健全。例如，商业银行在符合主体性法律、法规的条件时可以成为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法就有必要对这种特殊商业银行的外汇活动进行规范，或者制定外汇银行法。我国没有此类法律。此外，外汇担保法、外汇投资法、境外投资法等至今都是空缺，严重影响了外汇管理目标全面、顺利地实现。

六、从立法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外汇管理法规未能与时俱进。在我国，虽然目前外汇管理法规、规章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前瞻性规定匮乏，而且某些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基本上不允许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外汇交易，外汇市场主要还是现汇市场，期汇市场远未形成。如此，面对浮动汇率的日常变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进出口企业，甚至是外汇银行也束手无策。这不仅妨碍了自负盈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与完善。又如，中央银行利用外汇平准基金调控外汇市场的做法已为各国金融管理的宏观政策所认同，并从法律上加以规定。我国目前在外汇交易中心也设立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场所，适时干预汇市，但这种干预活动并未从法律角度加以确认和规范。

七、从世界范围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与国际惯例“若即若离”。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入世”的谈判活动，其中汇率“双轨制”经常受到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汇率歧视，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某些发达国家也紧紧抓住这一事实，诋毁我国，阻挠我国“入世”。后来我国统一了汇率，满足了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对外汇安排的要求，减轻了“入世”的难度。这表明了我国外汇管理法规必须也事实上正在向国际惯例靠拢。但是与国际惯例相比还有差距。首先，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中，若干概念与国际通行概念不统一，若干交易类别划分也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其次，在管理范围上，我国目前资本项目管理范围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尚不足；再次，在管理手段上，国家以事前审批为主，事中监控能力较弱，事后处罚制度也不完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外汇管理法规虽然具有以往法规所没有的先进性，但是也存在不少缺陷。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对策，不断改善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使之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相信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必将对健全我国管理体制，巩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保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推进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日韩三国外汇管理法规比较》　侯放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人民币汇率—理论、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李平、杨清仿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外汇管理知识问答》 李兴、彭建平、黄益生等 著　　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4、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韩继云 《经济评论》1996年第4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网站 　　　网址：http://www.safe.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