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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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处罚（如共犯、行贿人等），似乎有放纵犯罪之嫌；但若无这些知情人的配合，侦查人员侦破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更是难上加难。将“减轻知情人的处罚”与“无法侦破重大案件”这二者的危害性两相权衡，显然前者，也就是辩诉交易更有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2、有助于取得案件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进程，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失败风险。现在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的心里防线也越筑越厚，如果没有知情人从中协助，很难打开案件“突破口”。问题是知情人多半也是参与者，如果不能打消知情人“举报别人就是害了自己”的顾虑，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协助。在证据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证据的缺乏足以导致整个案件的流产，令侦查人员为之扼腕叹息。
3、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本意。在辩诉交易相对人①的积极配合下，侦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犯罪，进一步深挖案件真相，尽可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贪污贿赂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无罪之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可能会违心认罪换取缓刑；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由于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证据的复杂性，损失的客观性及牵涉人员的广泛性等种种因素，将“无罪之人认罪”这种几率降至最低，弱化了辩诉交易在这方面的缺憾。
4、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国有资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利益均为国家利益。侦查人员侦破的案件越多，越能挽回国家损失。辩诉交易的实施会有力的促进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5、辩诉交易的实施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辩诉交易，侦查人员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线索成型率②，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成功侦破，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震慑了蠢蠢欲动的“边缘人”，促进了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虽然同属于刑事诉讼法范畴，但这两阶段的辩诉交易有很多不同之处。
1、二者的适用目的不尽相同。在起诉阶段适用辩诉交易③，重点是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侧重于程序方面；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主要是为了寻找能够定罪的证据或线索，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认定。
2、二者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辩诉交易相对人多是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如行贿方转作污点证人；知情人接受侦查人员“对其其他问题不予追究、曝光”的协议，提供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
3、二者交易的事项范围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事项多为案件本身，即以认罪换取较轻的处罚；而侦查阶段的交易事项则不限于案件本身，可以是相对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如嫖娼行为）或是违纪事项（如违规安排亲属工作），范围比起诉阶段要广的多。
4、法律后果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可以适用“从轻、减轻、免除”等法定的减轻刑罚的手段，同种案件的辩诉交易结果很可能因辨诉双方的辩诉协议不同而不同；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多为不追究法律责任（如行贿方积极配合，以换取对其不予追究），否则辩诉交易相对人将疑虑重重，不肯配合，不能达到辩诉交易的预期效果。
5、监督权归属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由法院监督，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都进行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则对辩诉交易结果不予承认；而侦查阶段的某些辩诉交易是以“不立案”或“不揭发”④为结果的，这种辩诉交易天生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如侦查人员徇私枉法）。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的一些问题。
1、辩诉交易是否会引起一些相对人对辩诉交易的曲解，导致辩诉交易的滥用。辩诉交易原本是一种为了侦破案件而采用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侦查人员控制不当或过分依赖辩诉交易，很可能会导致相对人将辩诉交易当成法宝，不讨价还价就不作证、不坦白，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十分不利。如何平衡辩诉交易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影响的相互关系，是适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2、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大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以大量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来换取司法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否则，侦查人员很可能会对用于交易的、超越管辖权犯罪案件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为了认定几万元的受贿罪，而用走私百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不予追究”的辩诉交易。这无疑违背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本意。
3、辩诉交易的效力问题。在现阶段，侦查人员如果与某案件的从犯达成“不予追究”为结果的辩诉交易，多半会被公诉部门或法院以“遗漏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为由而否定。这样就使侦查人员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辩诉交易相对人会指责检察机关的出尔反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侦查人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只能冒着“两个嫌疑人都定不了罪”的危险而对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分主（犯）从（犯）均立案侦查，法律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辩诉交易的结果得到起诉部门及法院的认可，是辩诉交易在侦查阶段适用时的又一大障碍。
4、辩诉交易由谁有效监督的问题。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孳生腐败。如果对贪污贿赂阶段的辩诉交易权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那时就会出现“抓小（额）放大（额），抓从（犯）放主（犯）”等奇怪的现象。还有，侦查工作的秘密性又导致案件知情范围很小，直接影响辩诉交易的透明度。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督制度是辩诉交易正常发挥作用的保证。

四、关于适用辩诉交易的几点设想：
1、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阶段推行辩诉交易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作基础。法制环境是透视一个国家执法水平的窗口。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行辩诉交易的大前提。从经济建设水平到法制建设进程，从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到执法素质，只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和人员才具备执行辩诉交易权的必要条件。建议先在适宜的地区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辩诉交易”试点工作。
2、辩诉交易的适用尺度要把握好，从制度上防止辩诉交易权的滥用。
（1）启动辩诉交易程序的规定要明确，须为“确有必要时”才可使用，并对“确有必要”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应当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交易目的必须为获取定案的关键证据；第二，被交易事项在量刑上，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方面，必须远远小于当前案件可能获得的刑罚、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等（需要综合考虑）。
（2）辩诉交易主动权要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防止相对人“反客为主”，使侦查活动陷入被动。
（3）以“超越管辖权的案件”为辩诉对象换取贪污贿赂案件证据时，应有更严格的范围限制。侦查人员进行辩诉交易前要反复掂量孰轻孰重，要从大局出发，杜绝“部门本位”思想。
3、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须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认可，以维护侦查人员做出承诺的公信力。另外，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范围也应有明确规定，即仅限于当次案件有效。今后再经他人（包括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举报的线索、证据，侦查（或有权查处）机关进行调查不受此次辩诉交易的限制，即辩诉交易相对人仅具有一次“侦查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人将辩诉交易当作自己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4、侦查人员要注意利用各种手段巩固辩诉交易的效果。辩诉交易只是一种获取证据的手段，侦查人员并不能完全依赖辩诉交易的结果，必须用各类证据对辩诉交易得到的证据（或证言）一一加以印证，形成牢固的证据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辩诉交易的效果。
5、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要给与适当监督。在这里，监督的重点是“适当”二字。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监督范围又不宜过大，以免过分束缚侦查人员手脚。笔者认为：在内部以主管检察长审批为最佳；外部以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能部门进行单线监督为宜，特别重大案件的辩诉交易层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6、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辩诉交易相对人进行辩诉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其次，侦查人员要让辩诉交易相对人充分了解交易后果；还有，就是要让辩护律师⑤从嫌疑人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接受协议和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① 辩诉交易相对人，指与检察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人员。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案共犯等。
② 线索成型率，指从举报中心转来的、经过初查能够立案侦查的线索占总线索的比率。是衡量贪污贿赂工作的一个指标。
③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采用“辩诉交易”结案的案件。合议庭根据公诉机关向法院递交的辩诉交易申请，重点就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程序性和实体性审查，当庭予以确认。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时二十五分钟。
④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某案件知情人对案件情况闭口不谈，但当侦查人员抓住其有嫖娼行为时，他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明只要不把他的嫖娼行为移送单位处理，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综合考虑之后，侦查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一例典型的以“不揭发”为结果的辩诉交易。

⑤ 这条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为相对人的情况而言。因为律师从经济收益上考虑是不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如果案件开庭，律师将能拿到更多的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交通事故案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自1984年1月1日起实施。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海上交通事故案件将会逐渐增多。为了审理好这类案件，特就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认真学习海上交通安全法、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
执法必须知法、懂法。因此，各有关的高、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要组织从事涉外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认真学习海上交通安全法。通过学习，要认识到积极开展涉外海事纠纷案件的审判活动，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这类纠纷案件，对争取和维护我国的司法管辖权，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发现、研究、解决新问题，注意总结经验，认真搞好这项审判工作。
二、关于受理海事纠纷案件的几项准备工作
（一）加强干部的专业培训。在海上发生的事故和纠纷，具有时间紧迫、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特点。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有涉外海事纠纷审判工作任务的高、中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要配备一定数量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并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专职或兼职的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负责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要组织他们学习我国的有关法律、政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并商请当地的外事、保险、港监，外代等部门协助，对他们进行短期的专业训练，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保证正确、合法、及时地办理这类案件。
（二）拟定法律文书格式。为了保证法律文书质量，统一规定涉外海事纠纷案件的法律文书格式是必要的。目前统一确定：扣押船舶命令；解除扣押船舶的命令；诉讼保全申请书；准许诉讼保全申请的裁定书；通知有关单位对被扣押船舶进行监督的通知书；通知负责监督单位解除对被扣押船舶监督的通知书；执行申请书等法律文书格式（另发），供有关人民法院试用，以后逐步完善。
（三）作好登船执行任务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涉外海事审判任务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应向当地边防机关申请登外轮的证件；商请外轮代理公司提供翻译人员；请港监或港务局协助解决登外轮时的交通用船问题，并要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确保及时提供合格的翻译人员和适合的船只。翻译费用和船只的租金，由责任方负担，可先从业务费内垫付。
三、关于办理海事纠纷案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为适应海事纠纷案件时间紧迫特点的需要，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就应受理，并要做到随到随办。当事人因涉外海事请求的诉讼保全申请，经审查，凡理由充分，确有必要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对需要扣船的案件，要及时作好准备工作。
（二）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由主管机关负责查明原因，判明责任。因此，凡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海上交通事故案件，由负责查处该项事故和纠纷的主管机关分别不同情况，提供所调查的材料和证据：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因不服主管机关处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查处该事故的主管机关将事故的调查报告和有关证据材料影印或抄录转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有必要时，还可以向主管机关借阅其处理该事故的全部材料；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人民法院向查处该项纠纷的主管机关收集该纠纷案件的有关材料和证据。
（三）凡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和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只要是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其“给付条件”就应包括根据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给付。
（四）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而被处罚的当事人，在规定的起诉期限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后又不履行的，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
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出具申请执行书，并附上处罚通知书。
执行工作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进行。在执行中，如发现处罚通知书确有错误时，应及时向主管机关提出，请他们研究解决。当事人对执行的处罚通知书提出的异议，由主管机关负责处理，并直接答复申诉人。
（五）依照法律程序扣押外国海运船舶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海事请求，它是一项诉讼保全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还规定如申请人申请不当，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财产损失。
当前我国海上运输、商业往来频繁，海商案件逐渐增多，需要采取扣船手段，迫使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诉讼保全措施也会相应增多。为此，对扣船的审批权限，由过去的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现改为由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决定。
（六）人民法院发布扣押外国船舶的命令和解除扣押的命令，在港监的协助下，由执行员执行。
执行人员持上述命令和登轮证，登轮向船长宣读并送达命令。宣读命令时，由翻译人员负责解释。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和解除扣押外国船舶，均应及时通知当事船舶停靠港（含锚地）的港务监督，以便其对船舶进行监督，或者对被解除扣押命令船舶的放行。
（七）1984年1月1日海上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和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仍按海上交通安全法公布实施以前的法律、法规办理，主管机关正在处理的，或者当事人已经申请其处理的，由主管机关负责处理。1984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海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受理。
以上各项，希认真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