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律师业为何艰难
——论律师执业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山东诚维律师事务所 王振江


内容摘要：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律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改革转轨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律师业甚至制约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如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缺失、个别司法机关的执法不公效率低下对律师业的制约、律师在立法参政方面的缺位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使我国的律师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空间。
主题词：律师业 调查取证权 公正效率 参与立法 律师
职业转换 非律师法律服务
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时光不可倒流，很多人在展望未来，但作为一名律师，我仍旧高兴不起来，时时忧心忡忡，因为现在我们的律师职业已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执业难、生存难。律师作为一种制度，基本上很难实现其存在目的，事实上也已到了该认真讨论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时候了，因为律师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无可替代。
一、没有应有的调查取证权，实践中寸步难行。
《律师法》中明确谈到律师调查取证应征得被调查人的同意，这就等于直接赋予了被调查人对律师的拒绝权，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实践中，证据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律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如：律师受托起诉一有限公司，而事实上该公司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这时，作为原告应当起诉负有清算责任的公司股东，而要知公司股东是谁，就必须查阅公司登记材料，以确定被告。可事实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有关规章中却规定，律师查询工商登记需凭介绍信和法院受理案件的证明，律师这时连合适的被告都无法确定，如何取得法院的受理案件证明？如盲目起诉势必造成人、财、物力及司法资源浪费，查阅一个本应是公示材料的工商登记尚且如此之难，至于律师在别的领域受挫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如在刑事诉讼中既使你慎之又慎，也有一大批执业律师“不幸触雷”，这一大顽症已成为律师执业中的最大障碍。对于产生这一顽疾的原因，在这里我不想深究，但我认为，律师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作为其执业前提的调查取证权没有保障，那么这一职业群体作为一个连自身执业权利都难以维护的弱势群体，不难想象其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是多么微乎其微，这一制度则形同虚设。
二、司法不公、效率低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时刻困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现实中，“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一些民谣反映的就是这一问题，央视的《焦点访谈》也曾经报道了诸如“三盲院长”、“法官造假案”等一系列司法官员的丑恶行为，这些都是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更有一些没有曝光而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更令普通公民伤心，如某公民一起一千八百元的普通借贷纠纷经过了长达半年的一审，判决生效，申请强制执行后，又等了半年多，到执行庭一问，回答，还没找到被执行人呢。令人哭笑不得，这样低下的效率，这么难的执行，你叫普通公民如何去相信法律？如何去相信以法律服务为生的律师？别的在某些地方还存在一些立案难的问题也是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拆迁、计划生育等较敏感的问题，你到立案庭立案，负责立案审查的法官一看之后，既不受理，也不下不予受理裁定，公然耍赖，令你状告无门。以上等等现象已引起了有权机关的关注，一系列改革正在进行，至于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而律师们始终是这一系列改革的拥护者，因为，在良好的司法环境下，律师才能更有作为。
三、在法律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非律师人员从事的服务行为。
《律师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谋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这一规定实质上已界定了从事谋利性诉讼代理或者辩护的合法从业者只有律师，除此之外，从事该业务谋利者皆属非法行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立法上已确立了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地位，本来，我国公民普遍法律素质较低，为提高诉讼质量，更应确立执业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而事实上，在全国各地，从事该业务的非律师人员大有人在，在法院门口林立的各种法律事务所很引人注目，这些事务所的人员来自各个方面，有无业游民，有下岗职工，有退职公务员，有司法部门的退职法官、检察官，他们对外口必称律师，办公场所、名片上赫然印着律师二字，有的还在前面加上特级等字样，招揽业务时必然宣扬一番自己与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以期做成业务，这些人在业务中既使出了差错，也毫不畏惧，从事这一业务太容易 了。据保守统计，在全国这种人的数量大约是执业律师数量的近百倍，他们在当事人与执法人员之间穿针引线，由于长期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在某些部门形成了业务垄断，为司法腐败推波助澜，这些人的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律师的声誊，降低了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无序且不正当的竞争使大部分律师们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按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很可能使艰难前行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律师制度毁于一旦，我们呼吁有关部门放弃部门利益，从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出发，取缔所有非执业律师的谋利诉讼代理及辩护行为，还法律服务市场一个洁净的空间。
四、没有政治地位，也是导致律师执业难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传统较长的国家，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普通人中，尊重一个人往往在一个重要层面上是建立在对这个人背后所具有政治地位的尊重基础之上的，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实践于司法的最前沿，在法治国家应是法官、政治家的主要来源，可现实是，一旦一个公民欲投身于律师事业，他就得辞掉一切公职，从此遁入此门，基本上算是一个个体公民，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去，更不用说施展政治理想了，再有，尽管依法行政已成为各级行政机关的法治口号，但实践中，真的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的还很少，在立法中征求律师意见的就更少，这一切，促成了律师只能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服务人员局面的形成，由于本身没有政治地位，很难令人信任和尊重，当然，一个公民或法人也是很难将其法律事务交由一个不能令其尊重或信任的人去办理的。
面对上述几个困扰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反思，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态，要改变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一、在立法中赋予律师调查权。
客观真实的证据是现代文明司法程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一切司法程序的启动、发展、终结都离不开证据，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以说是其一个写照。而我国有关律师对证据的获取能力随着律师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规定了律师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相应的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有关规定，查阅本案材料，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的性质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相应的在证据就规定了“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同样是律师由于在性质上的界定不同，就得出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取证推论。但立法者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律师暂行条例还是律师法，关于律师制度的设立宗旨和目标都是同一的，那就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面临着同一目标的同一个职业群体，在实现同一目标的过程中难道权利可以是不对等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我想这实际上是一个阶段的局限性，由于律师本来就不应是公务员性质，当律师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时，由于认识不足等原因，才会出现的反常中的正常现象。最近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相继进行了修改，其中最为引入醒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资格参加同一个考试，这就越来越接近了律师的实际，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于法律职业，他们接受同样的法律教育、训练，拥有共同的法律语言和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中的从业人员，为了实现职业目标，追求公平与正义，没有最起码的调查取证权能实现吗？这是从主动方面说。另外，随着司法改革的加快，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审判方式也从司法实践的客观上需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完成律师在法庭上的使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相继推出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都显著地加重了当事人在举证方面承担责任的力度，这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加重了法律服务者——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的责任。前几日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节目就报道过一个案子，其中，就是由于律师在调查取证时，明明知道证据在哪里，却由于无法取证，导致本能胜诉的案件两审败诉，这不仅浪费了当事人的人力物力，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这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客观需要对律师调查取证权提出的客观要求。同时，为了保障律师的执业不受非法侵害，还必须建立律师执业豁免权和废除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在这里我不再过多的阐述，律师执业豁免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无需争辩，自有其合理性。针对律师这一特殊主体设立本属一般主体才“享有”的罪名“律师伪证罪”，则是明显的职业歧视，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司法机关必须“公正效率”。
“公正效率”最近一直是最高司法机关的主题，深得人心，但实际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中需要一系列的相应配套的工作，其中，律师在其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作用，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很难想象，没有律师参与的诉讼，会是如何糟糕的诉讼。面对执行难，我们的国家应该进行执行法的立法，用法律手段严惩不讲诚信，恶意逃债的行为，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公民心中深刻地树立守法诚信的观念。当然，这是一个各相关部门都必须进行改革的巨大工程，如工商部门对工商登记注册资料的公开，房地产部门对房地产登记资料的公开，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任何公民点击查阅。目前，如果这样做有难度，最低条件也必须是向律师公开。现在，全国都在搞政府提速，办事审批程序公开。公开、透明是防止腐败的良药，但是，这些都必须从实际做起，当前首要的，就是要公开政府机关掌握的应当为社会公众知悉的那些能为公众进行经济行为、法律事务行为提供参考的的资料，如上述房地产、工商登记资料。
三、必须取缔一切非律师的法律服务，建立律师诉讼垄断制度。
法律服务是一个高层次的服务，对从业者在学业上、思想素养上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国家建立了律师资格考试制度，近来更演化为司法资格考试，通过考试，使从业者在严格的选拔之下，脱颖而出，再加上严格的实习期、上岗前培训的规定和执业过错赔偿制度，保证了从业者法律服务的质量，为了保证法律服务的质量，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公平、正义，世界上的法治国家都基本上建立了律师出庭诉讼垄断制度。而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要求则过低，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一个人要取得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只需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上的学历即可，如此低的门槛，怎么能保证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法律服务毕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服务，事关重大，责任很重。况且，现在，法律服务业作为一个门类，已经和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电讯服务、视听服务、教育服务等共同作为一个大的服务（service）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如在美国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已占到25%~30%的份额。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难怪在加入WTO谈判中，服务贸易（包括法律服务业的）的谈判成了一个重头戏。因此，为保护法律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法律服务业不应混乱，对其从业者必须严格要求，建立以律师为唯一的法律服务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当律师从业人员缺口十分大的恢复时期，作为应急之需的基层法律事务所存在是必须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律师队伍的发展十分迅速，由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事务所由几千家到上万家，律师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很多地方的律师从业者在各种非律师从业人员的挤压之下，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了，一个小城市，如笔者所在的的落后地区一个地级市，城内有六家律师事务所，大部分从业律师一年到头没有几个案子，收入较低，和下岗职工差不了多少。而遍地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工作者已不再满足于基层法律服务了，很快把城市里的律师包围了，法律服务已经不下六七家了，其从业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下岗职工、公检法司等退下来的老同志，甚至有打过几次官司的农民自以为熟谙法律，也做开了业务。就这么大的领域，大家都来分羹，自然是僧多粥少，大家都难以维持，为了抢案源，不惜压低服务收费等甚至是大包大揽乱许诺等不正当的东西就必然产生。“替代产品”越来越显出了其劣质的一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到了不淘汰就影响该相关产业正常发展的程度了。另一方面，从立法上说，我国的三大诉讼法根本就不承认法律工作者这一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9条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的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从上述立法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出法律工作者这一称谓，可见，作为诉讼代理权产生根据的基本法律已经将法律工作者这一群体排除在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已不存在了（西部地区可逐步取缔）。
四、建立律师进入行政、司法体系的职业转换及准入制度。
律师作为实践在社会生活第一线的实务工作人员，接触广泛，最了解社会的各方面的运转，知道社会的不足，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家就在论述中谈到“以吏（精通法律者）为师”，在当今发达国家，律师在社会中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如美国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就是有律师职业经历者，法官则基本上全部来源于优秀律师。我国现在正面临着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最根本要求是每个市场主体在竞争中都应当是平等的，谁也不能享有特权，为了维护平等竞争，法律对于维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至关重要。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精通法律有着公平理念的的律师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高兴地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到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从下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任以及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使法官的来源和选任形成良性循环，保证实现法官队伍高素质的要求。”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显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决心。特别是最近修改的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做出了统一司法考试的法律规定，为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改革将日益显示其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另外，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和各级人民政协中应该建立律师代表及律师界别，以充分发挥律师参政议政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的立法机关，人大代表就应该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否则，难以实现代表的职能。这也能极大的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使律师的公信力更高，更能担负起法律服务的职能，更能实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最终目标。
自从孙中山先生追求民主和法治的二十世纪初开始，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苦苦追求了近一个世纪，在世纪末“依法治国”终于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要想发展为经济强国，法治应该有更高更快的进步，律师应有更宽阔的执业环境，愿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律师们都能自豪地说：我是中国律师！
（注：全文共计6359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发生及预防
肖文

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出有因在刑事发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呈逐年上升势头,不仅直接危及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加了司法成本。因此，研究其特点，分析其成因，寻找其对策，预访该类案件的发生，已为司法界所广泛关注。
现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的过于笼统，存在一定的缺陷。审判和执行实践中，各地法院作法比较混乱，存在问题突出。诸如，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程序到位了，案件判决了，但纠纷解决不了；在立案环节，立案流于形式，把关不严；在执行环节，案件来了，执行不了，强制执行权利异化成了执行义务，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被申请执行人牵着鼻子走，申请执行人不信法，不信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反而相信信访，相信大领导。信访件满天飞，执行法官忙于写回复，写报告，甚至还有相当多的当事人胡搅蛮缠，你上班他上班，你下班他下班，非哭即闹，严重妨碍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大体有如下几种：即故意伤害人身、交通肇事、非法持有枪支、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案件。这些案件主要由财产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利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而转化为刑事案件。由山林土地纠纷或相邻关系纠纷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如纠纷能及时化解，即讼争平息。反之，则矛盾激化。导致出现故意伤害他人人身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其他刑事案件的发生。
一、 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及案件审理特点
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所提出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法的组成部分，其所要解决的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物质损失的赔偿。所以，从解决实质问题的性质来说，它属于民事诉讼，因该赔偿与犯罪行为有关，所以把它归属于刑事诉讼中。《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这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刑事犯罪派生出民事赔偿问题，此种案件中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我院近几年所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看，此类案件多以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案为多。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只有将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通盘考虑，才能科学地进行量刑工作和赔偿工作，实现司法公正。如将二者割裂开来，孤立量刑和孤立赔偿，就会破坏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有机整体，破坏量刑与赔偿之间存在在的必然联系，从而损害司法公正。这是因为赔偿是否充分表明了被告人不同的悔罪态度，赔偿得充分与否必然影响到量刑的轻重。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一般有附带民事诉讼，这种案件侵犯的客体为人身权或财产权。因为一方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后，在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过程中，受害一方当事人会随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要与刑事诉讼合并审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后，不受民诉法及法释的有关条款的限制，体现刑事优先于民事的原则。在决定普通民事案件的开庭时间必须超过答辩期限或举证期限后才能确定，但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受这方面的限制。而是以刑事为主，随着刑事的审判而一并审判。
要抓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在阅卷过程中，必须认真审查如下几个问题。
1、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即主要证据来源必须合法。如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各种有关证据，即可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反之，则视为无效证据。
2、审查主要证据是否反映案件的事实。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我们认为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都属主要证据，这些证据如能互相吻合，并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说明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使用。反之，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审查案件的主要证据是否有疑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确有疑点、不调查不足以认定案件的事实，审判人员可在庭前或庭后依职权收集核对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确有困难的，审判人员应主动调取，为案件的正确裁判打下可靠基础。
4、审查民事诉讼主体是否合格。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主体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般为被害人或财产被害一方的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即为刑事被告人及其他民事被告人，这些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格，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质量，因此，必须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刑事为主，民事为辅及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如果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主体不合格，可在开庭前告知其进行调整；如果共犯在逃，可先由在押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再由在押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向在逃被告人另案追偿；如果被害人的被害结果与其它未被起诉的同案人有关，我们一般不主动追加，以免导致刑事部份审理的过分迟延，损害刑事优先原则；如果其他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案件事实不符，经告知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仍不肯变更，继续坚持要诉的，即可依法作出判决。
5、审查定性是否准确。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必须做到定性准确。如果定性错了，整个案件都将成为错案。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人身一般比较容易掌握，但在故意破坏生产经营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案件中，有时不好区别。因此，在阅卷时，必须根据两者的情况及其四个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比，从中确定案件的属性。这样，才能做到稳、准、狠打击犯罪。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定性错误案件的操作有两种情况。一是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由检察机关撤回并改变定性后重新起诉；二是由法院开庭审理后直接改变定性。很明显，第二种做法比较直接简便，但实为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做法比较妥当，有利于保护控、辩双方的抗辩权。
在开庭审理时，必须按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不是单纯刑事案件的审理，而是刑事和民事两个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因此该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在开庭审理的顺序必须先审理刑事后审理民事。比喻法官宣布开庭后，在查明当事人身份、宣布案由、宣读起诉书、法庭讯问、举证质证、控辩双方的发言、辩论等都应按先刑事后民事的次序开展，把刑事优先原则作为主线，贯穿于庭审活动的始终。要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农村，且占刑事发案总数的比例大，为了多审快结，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惩治农村的违法犯罪，打击乡霸村霸，必须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同时，也是庭审方式改革发展的方向。必须抓好民事赔偿方面的调解。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特点，这类案件多数是由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调整而上升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也要承担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如果被告人的违法犯罪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不到及时补偿，将使本来已经存在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雪上加霜。重刑轻民，不注重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工作，轻率下判，达不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因此，只有抓好民事方面的调解，才能进一步改善民事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才能有利于民事纠纷的进一步解决。、在量刑时，要与被告人经济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大小成正比。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诉讼便利和更好实现对被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能够体现诉讼对效率的追求，即通过诉的合并审理，能够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效率，有利于争议迅速解决；另一方面，通过附带诉讼，对两种不同性质争议的解决都更有利，特别是因公权力的在追究犯罪刑事责任的同时介入了民事赔偿事项，会更有利于赔偿问题的解决，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也可以避免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长期以来，很多人由于观念上奉行国家本位主义，过于强调公益优先，未能正确认识到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乃民事诉讼，而错误地将刑庭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过错责任的情节决定被告人的刑罚是有法律依据的。对于那些积极赔偿的被告人，说明其确有悔罪表现，应兑现政策法律，从轻判处；对于那些有明显过错的被害人，在决定被告人的刑罚时也应得到从轻处罚。如果赔偿与不赔偿一个样，被害人有无过错责任一个样，不但违背了立法精神，而且也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原则。判决说理要充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多数是由人身、财产权受到侵害而引发为刑事案件，刑、民双方的积怨都比较大。如果我们在判决时，能运用案件的主要证据，对案件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在简单、扼要归纳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被告人的违法犯罪，从而导致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并根据刑、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进行说理，使双方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行为究竟错在那里，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究竟有多大？使案件当事人看完判决书后，从中得到相应的法制教育，有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和改过自新。实践中，如果我们在判决说理方面下足了功夫，案件上诉率都比较低，如果我们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不对案件加予分析说理，即使实体处理很恰当，但多数案件当事人都不能服判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必须树立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统一整体观念，坚持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同步审理，恰如其分地解决好量刑问题的赔偿问题。二者同步审理能充分体现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一）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体上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小，是衡量其社会危害程序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应视为减轻弥补了犯罪后果，属悔罪表现，法院在量刑时应作为考虑情节。因此，查清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所造成经济损失的大小，以及被告人的赔偿情况，既有利于正确解决损害赔偿问题，又有利于刑事案件的准确处理。（二）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有利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把两种诉讼活动合并一起审理，简化诉讼程序，不仅节省法院的办案时间和人力、财力，对于被害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来说，也可以避免参加两个法庭的审理所带来的诉累。
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诉讼便利和更好实现对被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能够体现诉讼对效率的追求，即通过诉的合并审理，能够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效率，有利于争议迅速解决；另一方面，通过附带诉讼，对两种不同性质争议的解决都更有利，特别是因公权力的在追究犯罪刑事责任的同时介入了民事赔偿事项，会更有利于赔偿问题的解决，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也可以避免作出相互抵触的裁判。长期以来，很多人由于观念上奉行国家本位主义，过于强调公益优先，未能正确认识到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乃民事诉讼，而错误地将刑庭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
二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预防。
1、加强对乡镇、村委、居委调解组织的建设，健全调解机构，配备足够调解人员，把大量的、发生在农村的山林土地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化解在乡镇的各级调解机构。
2、各级调解组织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切实负起职责，立党为公，司法为民，积极为民排难解纷，把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3、中心人民法庭，必须加强对村委会、居委会调解组织的指导，选择一至两个调解组织作为常年的联系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人民法院应把中心法庭的这项工作纳入年终考评。
4、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庭和中心人民法庭，要深入基层，积极开发案源，争取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使各种民事纠纷案件及时地，正常有序地消化，不断减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发生。
充分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环节着手，力争案结事了。一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轮岗交流，一是将具有良好民事素养的民事审判法官交流到刑庭长期搞刑事切实加强案件民事赔偿部分的调处力度，调解不仅要用在庭审上，尤为重要是要搞好庭外调解工作，耐得住性子，多来几个反复。审判工作，二是将年轻的刑事审判法官交流到民事审判岗位定期学习锻炼。调解中，法官要树立自己的中心地位、指导地位，一定要有“我是法官我主宰”的意识，不能让当事人牵着鼻子走。
加强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全民守法意识。使全体人民真正懂得什么行为属法律允许，什么行为属法律不允许，什么行为属违法犯罪，什么行为不属违法犯罪，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化解纠纷，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从源头上得到有效的控制。